明征君碑：金陵的历史遗迹

明征君碑，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寺山门之外。

经由栖霞大道前往位于城区北部的栖霞山，栖霞寺为栖霞山中峰西麓。

自栖霞寺西门，沿山道向东行走约500米，经金刚殿、彩虹明镜、鼓楼和钟楼、月牙池等至栖霞寺山门前的广场，广场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碑亭，其中左侧的便是“明征君碑”碑亭。

“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千佛岩石窟、舍利塔和明征君碑是栖霞山的“三宝”，其中“明征君碑”是唐代时期为纪念和赞颂明僧绍（征君）“舍宅为寺”的义举而立。

碑亭前的一侧，立有“明征君碑”的说明牌，上面的内容为：

《明征君碑》立于公元676年，是南京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块唐碑，是为纪念明僧绍舍宅为寺而立。

《明征君碑》碑高2.74米，宽1.31米，厚0.36米。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额篆书“明征君碑”四字出自著名书法家王知敬之手，碑额两侧雕刻六龙拱额图案。碑身两侧为狮首绶带西番莲纹纹饰，碑身正文为行书，共33行，每行74字，全文共2376字，文采华美，碑文由唐初著名书法家高正臣书写。碑阴“栖霞”两个二字，出自唐高宗李治御笔。

此碑石材非同一般，碑面上可见许多梅花状白色斑纹，它因此被称为“梅花石”。经考证，这是二叠纪“栖霞灰岩”，梅花斑纹则是动物海百合茎的化石和中国孔珊瑚化石，距今已有2.8亿年。经推算，全碑正面海百合动物化石22000多个，世界罕见。碑座龟趺头部还有球斯瓦格虫筵化石，这又是用2.9亿年前石炭纪船山组灰岩雕刻而成，作为南京地区保存最好、最大的唐碑，明征君碑不仅是文物古迹的珍品，也是地质学界化石标本的珍品，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碑亭前的墙壁上，镶嵌有文物保护单位石牌，“明征君碑”于2001年6月25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征君碑”，1956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之前的碑亭上还嵌有一块“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1976年3月立，标志牌上写有明征君碑的年代为“唐上元3年（公元676年）”，文号为“苏文保字（1956）第0116号”。

“明征君碑”碑亭位于栖霞寺前广场一侧，由于岁月变迁原来的碑亭已经破损，2014年对碑亭进行了重新修葺。“明征君碑”碑亭为仿唐式假两层建筑，木结构，四角，飞檐斗拱，外观为红色，高约9.64米，宽约7.60米，第一层有木质栏杆，亭内有镂空如意纹饰，上下檐均有琉璃脊兽，砖瓦为黑色荧光琉璃瓦，亭的最高处为鱼龙吻，整个建筑古朴典雅。

1962年，江苏省及南京市的文管会建亭护碑。当时所建的碑亭，平面呈长方形，三面为砖墙，正面为木制格扇门，九脊瓦顶。

以栖霞寺建筑群为中轴线，在“明征君碑”碑亭的对面，还有一座建筑式样和风格与其基本相同的碑亭，那是复建的“江总碑”碑亭。

“江总碑”为后人习称，因唐代韦应物诗句中有“若到栖霞寺，先看江总碑”而得名，此碑准确的名称为《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至今大约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碑文为“侍中尚书令定惠将军参掌选事菩萨戒弟子济阳江总持”所撰，是最早记录栖霞山历史的文字资料。

“明征君碑”碑亭的四周安装有木制栏杆，栏杆的门也被锁住，或许是防止游人随意进入亭中，人们只能“隔栏相望”，而无法近距离的观赏这块著名且神奇的石碑。

隔着栏杆，可以看见碑阴刻有“棲霞”两个大字，每个字均宽达1米，笔势雄劲，神采奕奕。据说碑阴的左下方原先刻有题名，现已无法辨认。根据史料记载，此二字为唐高宗李治御笔亲书。明代顾起元著《金陵古金石考目》中曾记载，“唐高宗李治曾御书栖霞山亭记。”

“栖霞”两个饰金大字，字如斗大，只是“霞”字好像多了一笔？

明征君碑的碑额两侧雕刻有“六龙拱额”图案，碑额上清晰可见六条龙互相蟠结，碑首左右两侧各雕三条龙并头咬住碑额，形态逼真，神气活现，如同腾飞于云霄之上，这在唐碑之中是十分罕见的。

明征君碑的碑额上有篆书“明征君碑”四字，出自唐代书法家王知敬之手。

王知敬，生卒年月不详。唐代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太子家令。历任秘书郎、少府监丞、城门郎、膳部员外郎、冀王友、太子洗马、司门郎中、太孙咨议，终太子家令，史称“王家令”。武后时（648年704年）仕为麟台少监。传世作品有《李靖碑》（《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之碑并序》）、《金刚经碑》等。

王知敬工正、行、草书，尤长署书。唐代书法家张怀瓘评其书云，“肌骨兼有，戈戟足以自卫，毛翮足以飞翻。”明代金石学家赵崡《石墨镌华》中说：“知敬书在当时因自知名，评者谓以房玄龄、殷仲容伯仲。”明征君碑的碑篆额用笔沉着凝重，笔画古劲厚实、圆润流动，字体安详端庄，上下疏密基本匀均，给人以肃穆之感。

明征君碑碑身上的碑文共33行，满行74字，每字宽约25毫米，高约32毫米，全文共2376字，现尚存2363字，仅缺13字，书体为行书，字迹清晰可辨，碑文由唐代书法家高正臣书写。

在碑亭内，明征君碑的两侧，竖立着一些展示牌，上面为“明征君碑”碑文的展示（部分），以供游人观赏。

高正臣，唐代书法家，广平（今河北永年）人，生卒年月不详，据记载，曾任襄州刺史、卫尉少卿。善长正楷、行书、草书等，习右军（王羲之）法，唐睿宗甚爱其书。字画殊有欧、虞遗风。清代夏贻钰编《永年县志·人物传·文苑》中记载，“唐高正臣，永年人。连姻帝室，官至卫尉卿。寓居洛阳善咏爱客，一时名士多所交接。习右军（王羲之）书法，（唐）睿宗最爱之。金陵栖霞寺有所书碑。”

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卷下《能品》中记载，“习右军之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上有风流，可谓堂堂乎张也。玄宗甚爱其书。……自任润州、湖州、筋骨渐备。比见蓄者，多谓为褚。后任申、邵等州，体法又变，几合於古矣。……正臣隶、行、草入能。”宋代陈思撰《书小史》中云，“善正、行、草书，习右军之法，次之甲乙。”清代叶昌炽撰《语石》中云，“高正臣风骨凝重，精光内含，是善学褚者。”高正臣的书法，是走的“学王”之路，吸取褚遂良的笔法，兼蓄并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高正臣书写《明征君碑》以行书写就，也是最早的行书碑之一。通篇气韵充溢，古雅凝重，结体圆润秀逸，刚健婀娜，笔法俊逸清秀，刚柔有致，实为碑中逸品，书坛佳构，弥足珍贵。《明征君碑》通过流怿遒劲的笔迹美所营建的自然安详、潇洒秀逸的形体美，反映出令人仰慕的魏晋风骨与韵趣，既保持了魏晋时的神韵，又含有初唐时的端严。

碑文名曰行书，却可以分为行书与楷书两种，全文约有三分之一是楷书。行书源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用笔圆转灵活，自如、委婉，整幅字造型周正平和、不险不厉，舒展大方，配以轻盈疏朗笔画，使人心境松弛，情趋隐逸。一笔一画毫不苟且，笔画技巧老到，深入浅出。楷书精致细腻，譬如“寺、由、此、创、裁、基、肇、初、誓、钟、辩、六、年、拜”等字，都是分外精妙的楷书，放在行书中形成不同的比照。碑文虽以行书写碑，但格式依旧是楷书的填格方式，每一字控制在一格之内，字形大小变化亦不大，伸缩有限，结体大多疏朗均匀，少有强烈的疏密对比，从而出现了每一字绝对精美，而字之间、行之间的却无联系。或许只有突破“填格”形式，才能达到浑然一体，盛唐后的不少书法家在此方面则有了很大的飞跃。

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称此碑“字画殊有欧虞法”，明代盛时泰《苍润轩碑跋》称其“书自《圣教序》中出，极有风骨可爱。”

明征君碑全名为“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是唐高宗李治为纪念南齐隐士明僧绍“舍宅”为“栖霞精舍”，为创建栖霞寺之始而于上元3年（676年）所立。碑文是唐高宗李治撰写，通篇四六韵文，后用十首铭词结束。

碑文内容为：

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

朕闻锺山玉阙，羽驾之所巡游；昆岳金台，蜺衣之所翔集。虽复真宗窅眇，神理希微，犹居三界之中，未出九天之外。唯有乘如广运，妙觉圆明，因无生以济有生，就无象而成大象。道隔去来之际，筌系靡得其端，理忘动寂之机，随迎罕窥其奥。得其门者，如髻宝之希逢；臻其极者，似昙花之难遇。

南齐徵君明僧绍者，平原人也。仲雍诞其绵允，井伯播其灵苗，芳源肇於孟明，因即以明为姓。曾祖忱，晋著作郎。祖玩，晋建威将军。凤经流誉，雅韵隆於八儒；豹略申威，香名高於七校。父略，宋平原太守中书侍郎。朱明出抚，扬惠化而傍沾；紫诰攸司，罄忠规而奉上。徵君早植净因，宿苞种智。悟真空於绮岁，体法性於青襟。照与神通，心将道合。遗荣轩冕，少无尘杂之情；讬志林岩，自叶幽贞之趣。亭亭秀气，掩璧月而架丹霄；皎皎清衿，漱琼湍而凌碧濑。即相非相，指万象为虚空；无我无人，等四流於寂灭。加以学穷儒肆，该综典坟，论极元津，精通《老》、《易》。至若鹿野龙宫之秘，猿江鹤树之文，莫不递贯清衷，总持丹府。班荆坐樾，独神王於亭皋；朗啸长吟，乃情超於宇宙。蒲轮每至，攀桂之节逾高；玉帛屡陈，枕石之诚弥固。遂乃缅怀飞遁，抗迹崂山；托岫疏阶，凭林结栋。纫兰制芰，方轻藻火之衣；爽籁风松，自代管弦之响。横经者四集，请益者千馀，高凤愧以韬光，张超谢其成市。於时南风不竞，东土构屯，人厌豺狼之毒，家充虵豕之铒。盗仍有道，望境归仁，共结盟誓之言。不犯徵君之界，岂非至诚攸感，木石开心者乎。及元历告终，青光启祚，齐高祖希风伫德，侧席傍求，屡下徵书，确乎不拔。其后又移居郁洲掩榆山栖云精舍，情亲鱼鸟，志狎烟霞，蜕影樊笼，萧然独往。齐建元元年，又下诏徵为散骑侍郎，又不就。既而济岱沦胥，公私荡覆，稽天之浸，将湮蹈海之居；燎原之火，欲烬藏山之璞。乃鸿骞凤举，腾万仞以高翔，择木选君，相九土而遥集。凌江迥憩，遂届南京。负杖泉邱，游睨林壑，历观胜境，行次摄山，神谷仙岩，特符心赏。夜间披榛薙草，定迹深栖，树槿疏池，有终焉之志。此山其状如繖，故亦号曰繖山。丹穴红泉，共星河而竞泻，珠林镜巘，与月桂而交辉。鸟哢严虚，猨吟涧静。松门杳霭。去来千里之云，花楥丰茸，含吐十枝之日。实息心之胜地，乃宴坐之名区。爰集法流，於焉讲肄。音容秀澈，宇量端凝，投论会奇，兴言入妙。若洪锺之虚受，有击必扬；似明镜之忘疲，无来不应。於时元儒兼阐，道俗同归，俱号净名，以旌至德。先是山多猛噬，人罕登临。昇岩有仙谷之危，越涧等凭河之险。徵君心不忤物，总万类以敷仁，故使物乃革心，屏三毒而归惠。兴风敛暴，遽承探鲠之恩；游雾含辛，自埒报珠之感。於时齐道方修，寤寐求贤。永明元年，又徵为国子博士。徵君隐居求志，义越乎由光；不降凝心，迹高於园绮。凿坏贞遁，漱石忘归，鹤版载临，豹姿逾远。俄有法师僧辩，承风景慕，翼徒振锡，翻然戾止。法师业隆三藏，道迈四依，戒行坚明，律轨严净。欣然一遇，叶契干龄。子琴为莫逆之交，温雪岂容声之友。因即邻岩构宇，别起梵居。耸峤飞柯，含风吐雾，栖霞之寺，由此创名。

福地裁基，肇发初心之誓；法门构邃，遽锺后说之辰。安居顷之，辩师迁化。六年顶拜，虽开青石之坛；千日威光，未建紫金之岳。徵君积缘登妙，至感入微。尝梦法身，冠於曾巘，后因垂眺，屣步林亭。乃有浮磬吟空，写圆音於帷树；飞香散迥，腾宝气於炉峰。又睹真颜於岩之首，神光骇瞩，若登灵鹫之山；妙力难思，如游瞽龙之邑。岂止无垢佛国，独荫珠云；净德王家，方承珂雪。是知不行而至，冥通应感之符；为法而来，实昭光启之福。非夫慧因宿植，其孰与於此哉！於是拜受嘉徵，愿言经始，将於岩壁，造大尊仪。乃眷为山，未遑初篑。遽而西州智士，与晓岳而俱倾；东国高人，随夜星而共没。琼瑶落彩，峰岫沈晖。永明二年，奄迁舟壑。第二子临沂公仲璋，顾慕曾峦，既崩心於岵望；徘徊曩构，更泣血於楹书。遂琢彼翠屏，爰开叶座，舍兹碧题，式建花宫。上宪优填之区，仰镂能仁之像；校美何充之宅，遽兴崇德之闱。逖彼萧宗，大宏释典，文惠太子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派，朝宗於法海；或茂本枝之颖发，萌柢於禅枝。咸舍净财，光隆慧业。时有沙门法度，为智殿之栋梁，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馀龛，及梁运载兴，锐心回向，大林精舍，并事庄严。临川王载剖竹符，宣化惟扬之境；言寻柰苑，兴想拔茅之义。以天监一十五载造无量寿像一区，带地连光，合高五丈。满月之瑞，湛珠镜以出云崖；聚日之辉，昇璧轮而皎烟路。参差四注，周以鸟翅之房；迢遰千寻，饰以鱼鳞之瓦。击鸣乾於爽籁，则步影齐归；丽停午於高曦，则息心攸萃。逾锦城而特建，掩银界而孤标。良由积慧所符，大士著甚深之业，用能遥诚克果，永代增希有之缘。以旷劫之隆因，开舍生之至福。伟哉壮观，无得而称

朕肃纂祯图，丕承宝历，澄九溟而有截，宴八表而无为。紫塞丹岑，接封畿於上苑；白门青野，款賝贽於仙闱。将使率土苍生，镇昇仁寿之域，普天黔首，永蹈淳古之源。崇庆越於两仪，景运逾於万劫。属以冕旒多暇，物色傍求，瞻江海而载怀，咏林泉而兴想。钦风味道，恨不同时。古往今来，抚运化而虽寂，德崇业著，眷神理而犹存。寤寐遗尘，有兼前烈，瞻言胜轨，叹伫唯深。今故於彼度人，常满七七，各兼衣钵钱二百贯，绢二百匹，苏参拾斛，绣像织成像新旧翻译一切经一藏，并幡华等物。凭幽寻之曩迹，光显德门；托嘉遁之名区，追崇仁里。就福宇而延福，即祥基以缔祥。冀缘金囿之庭，近叶珠囊之耀，所愿通因法岸，契果禅林，九鼎与元极同安，七庙与紫微齐固。总三千之净土，并沐薰歌；罄百亿之恒沙，长为寿算；铁围之所苞括，玉烛之所照临，常餐六气之和，俱藻一音之听。夫象以尽意，意非象而不申；言以会情，情非言而不畅。是以发挥二谛，宏演四依，迥讬莲花之峰，遥刻芝英之字，庶海桑频变，孤超弇岳之碑，城芥屡空，独跨稽岑之篆。式陈茂实，乃作铭云：

悠悠法界，总总含生。轮回欲海，起灭身城。俱安大夜，共习无明。爱尘岳聚，毒树云平（其一）邈矣遍知，超然独悟。遽乘五演，高被六度。大空善说，中天巧谕。引彼迷途，归之觉路（其二）。猗欤净行，育彩昆田。家承珪组，代著忠贤。戒支宿习，种智斯圆。栋梁三宝，薰修四禅（其三）。爰始筮宾，薜萝攸整。蹈海沈迹，栖岩灭影。天地构屯，干戈互警。北林罔庇，南辕载骋（其四）。翻飞泽国，历考山图。言瞻碧磴，自韫元珠。凭峰架室，枕壑通衢。鳣庭广跨，马帐宏敷（其五）。同气相求，善邻遥讬。道符久敬，心均常乐。对辟金园，并疏银阁。谷停帝马，峦归梵鹤（其六）。空分瑞塔，地积香台。珂月霄暎，珠云旦来。千光雾起，七净霞闻。谷边飞锡，涧下乘杯（其七）。桂巘参差，松亭隐霭。石坛照锦，瑶泉泻籁。岫接香炉，峰承宝盖。翔凫演法，毒龙销害（其八）。梵宫既启，福海长深。噬虺忘穴，飞鸮革音。群生普戴，奕祀同钦。不有高节，宁符宿心（其九）。御扆多闲，闻风逖想。茂轨遐劭，清晖遽往。伫契业於圆明，冀崇缘於方广。镂飞篆於曾岳，齐胜基於穹壤（其十）。

唐上元三年四月

《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是唐代李治撰写的一篇散文。

碑文的内容为记述明僧绍笃信佛教，隐居栖霞山，皇帝征召不就，以及齐梁两代在栖霞山大造佛像等活动情况。是由明崇俨为其祖先明僧绍所争取到的一块“御碑”，唐高宗李治撰写碑文，显现了其对宠臣明崇俨的赏识。

唐高宗李治（628年至683年），字为善，祖籍陇西成纪，唐代第三位皇帝（649年至683年在位），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嫡三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贞观5年（631年）被封为晋王，后因太子李承乾与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于贞观17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贞观23年（649年），唐太宗逝世，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唐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唐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史称“永徽之治”。唐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西突厥（657年）、灭百济（660年）、灭高句丽（668年）。高宗时期唐朝版图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逝于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天宝8年（749年）增谥为天皇大圣皇帝，天宝13年（754年），再增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明征君碑的碑身两侧有狮首绶带西番莲纹纹饰，碑身两侧中部两条绶带之间各雕刻一个狮子头，碑额上有龙，碑身上有狮，龙和狮子都是佛教中的吉祥物。碑身的图案生动、纹饰秀丽、刀法娴熟、雕刻精致，体现了唐代的时尚。

明征君碑的碑座为赑屃（龟趺），作龙首状，造型奇特，镌刻十分细致。

明征君碑，由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构成。碑的通高为4.22米，其中碑座0.45米（埋在地面以下部分除外）；碑身高2.74米，其中碑额为1.04米，碑宽1.31米（一说为1.25米），碑厚0.36米；碑重约3至4吨左右。清代王昶撰《金石萃编》卷五十九中曾记载：“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八分，广五尺。”按照这个说法，似乎与现在的尺寸不尽相同。

明征君碑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地区目前唯一的一块保存完好的唐碑，在国内现存的唐碑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珍品。

镌刻明征君碑的岩石呈深灰黑色，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风化剥蚀。正面碑石上有许多豆粒状白色斑纹，酷似朵朵含苞欲放的梅花，故有“梅花石”之称。

经地质专家确认，明征君碑的碑材采自栖霞山，是栖霞组灰岩石，同时也是动物化石。

碑石上的表面的斑纹均是2.8亿年前生长于浅海中的动物海百合茎（Crinoides）化石和中国孔珊瑚（Sinopora）化石等浅海动物化石，其节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个体直径3至8毫米，中央孔亦为圆形或椭圆形，直径1至3毫米，约占茎直径的三分之一。

曾经对碑石上的化石数量进行过推算，选取正面具有代表性的100平方厘米范围内进行观察统计，明显或隐约可见的海百合茎化石约有67个，正面碑石面积为3.4平方米，以此推算，全碑约有海百合茎化石22000多个。对碑石背面仔细观察，也能见有不少海百合茎化石。海百合，因其外形如百合花而得名，在地层中保存成为完整的化石极不容易，通常以茎部保存较好，数量也多，因而可以用来确定地层时代。

中国孔珊瑚，个体常微弯曲，体壁厚，壁缘具有小刺。

海百合和中国孔珊瑚等都是共生在距今约2.8亿年前的浅海底栖动物，由于当时海水较浅，海水不断流动，带来了十分丰富的有机体微粒食料，加上阳光充足，气候温暖，促使共生在一起的海百合和中国孔珊瑚等动物迅速的生长和繁殖，死去后遗体在适当的环境下被埋藏起来，后经石化作用而形成化石。

这一石碑化石，为栖霞组灰岩（简称栖霞灰岩）。栖霞山地区的地层岩石已经查明，距今2.8亿年左右前的下二叠统栖霞组灰岩，在地表和矿山井下都能普遍见到，底部岩石为灰黑色薄层灰岩与钙质碳质页岩互层，薄层灰岩富产海百合茎化石。

碑座的龟趺头部有球斯瓦格蜒化石（Sphaeroschrragerina），龟趺背部有密集的“球状构造”（即葛万藻），证明它是用距今2.9亿年左右前海相沉积形成的石灰岩（船山灰岩）之石镌刻而成。

明征君碑的碑石是地质界罕见的化石标本，其地学价值十分高，这些内含物更加提高了全碑的研究观赏价值。一块碑石承载了如此众多的信息，实乃旷古未见，堪称文化珍品、人文杰作。

明征君碑，记述了明僧绍生平、齐梁两代在栖霞山兴寺造像等史事。

关于明僧绍的传记资料，比较集中见于《南齐书》卷54、《南史》卷50以及《全唐文》卷15中唐高宗李治撰《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前两种为正史，后一种是唐高宗应其宠信之臣、明僧绍之裔明崇俨之请而作的碑文。其中都涉及明僧绍之生平及其家世，但详略不同，且叙述也不完全相同。

《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三十五中关于明僧绍的记载为，“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给事中。僧绍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明经有儒术。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淮北没虏，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征通直郎，不就。升明中，太祖为太傅，教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旍币之礼，征为记室参军，不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绍，称疾不肯见。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卒。”

明僧绍（生年不详，483年卒），字承烈，一字休烈，号栖霞。平原郡鬲县（今山东德州市）人。南朝隐士，著名经学家。明僧绍的先祖为春秋时期吴太伯后裔，传至百里奚时，其子孟明之后以名为姓。

南朝宋元嘉年间，明僧绍曾中过秀才，宋齐之交，便隐居山东崂山，聚徒讲学。后随其弟明庆符住青州（今连云港）榆山，他整天“栖云精舍，欣玩水后，竟不一入州城”。宋泰始年间（465年至471年）因避战乱，他遂渡江至江乘，隐入摄山，结庐而居，修习善业20余年。其间，他师事定林寺僧远，曾住于寺中。齐高帝曾慕其道德学识，请僧远引介，被他避之。他结识了来摄山讲授《无量寿经》的法度禅师，深受其影响。

明僧绍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道教和儒家，是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人物。其博通三教，精于佛学，“明经有儒术”，品德高尚，在摄山隐居的20余年里，弟子满天下。综合史籍中的记载，从刘宋元嘉（424年至453年）、永光（465年）中、泰始6年（470年）、升明（477年至479年），到萧齐建元元年（479年）、永明元年（483年），宋齐两个朝代至少六次征召明僧绍入朝为官，委以散骑侍郎、国子博士等要职，被明僧绍以各种理由或借口谢绝，后人敬佩他淡泊名利的品德，尊称他为“征君”、“隐君”。

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明僧绍轶事的记载。

《居士传》卷十中记载，明僧绍与明庆符来到建康江乘县后，入住摄山（今栖霞山），披荆斩棘，砍木结茅，聚徒讲经。明僧绍初至摄山时，有山中野老劝他说：“山多毒蛇猛虎，不可居也。”明僧绍回答：“毒中之毒，无过三毒，忠信之人，可蹈水火，蛇虎何能为？”遂安居下来。

《弘明集》卷六中记载，宋末时期，有道教思想家顾欢作《夷夏论》，抑佛扬道，挑起了著名的“夷夏之争”，在宋齐之际引起了巨大反响，遭到了佛教信徒的反对，明僧绍撰写了《正二教论》予以驳之。在此文中，明僧绍阐述了二教的宗旨及其关系，指出佛、道二教并非同本共源，道教唯以长生为宗，以不死为主，蔽於一生之形；而佛教则“圆应无穷”、“殊生共理”。明僧绍云：“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南齐书》卷五十四“本传”中记载，齐高帝素来仰慕明僧绍的道德学识，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便请僧远转达此意。僧远来到明僧绍的居所处，试问：“如果天子来此见你，居士如何相对？”明僧绍答道：“山薮之人，正当凿坏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耳。”高帝得知此情，感叹不已，对其愈加尊敬，还特诏曰：“齐郡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幽贞之操，宜加贲饰。”表示要给予褒扬。后屡派人转致问候并召其出山，明僧绍皆称疾不就。齐高帝为此曾戏说他“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

明僧绍经常和佛界高僧交游，待以师友之礼，初闻定林寺沙门僧远素有夙德，慕名前往参谒。后有法度禅师自黄龙来摄山，明僧绍请他在山舍讲《无量寿经》，其情甚笃。

关于明僧绍“舍宅为寺”的传说，也有多种说法。这段历史在释慧皎《高僧传》卷八《齐琅琊摄山释法度传》中记载：“释法度，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上，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宋末游于京师，高士齐郡明僧绍，抗迹人外，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为馆，住者辄死，及后为寺。”明代汪道昆《栖霞般若堂记》中记载：“齐征君明僧绍供法度禅寺，居摄山。太始中，徽君以其舍为栖霞寺。”《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中云，“因即邻岩构宇，别起梵居。耸峤飞柯，含风吐雾，栖霞之寺，由此创名。”至于“舍宅”的时间，有说为齐永明元年（483年），有说为永明7年（489年），按照《高僧传》的中记载，“舍宅为寺”的时间应在明僧绍逝世之后。

栖霞山的“千佛岩”，似乎也与明僧绍有些关联。据说明僧绍怀想故人，感而成梦，在某日夜晚，梦中见到栖霞山西峰石壁金光万丈，如来佛祖时隐时现。明僧绍激动万分，双手合十。不仅如此，即使在白天修习时，也会看到石壁上闪现着佛祖身影，仿佛听见“浮罄吟空，写圆音于帷树”，闻到“飞香散迥，腾宝气于炉峰”；在岩石上看见佛像的“真颜”，栩栩如生，“神光骇瞩，若登灵鹫之山，妙力难思，如游瞽龙之邑”。明僧绍有所参悟，发愿筑窟造像，以度天下生灵。可石窟尚未开工，明僧绍就离开了人世。此后，法度禅师与明僧绍之子历时数年，共雕凿成三尊巨型佛像，加上齐梁之诸皇太子沿崖造像，琢磨巨石，影拟法身，此后又有人不断在上面凿雕佛像，渐具规模，此即为现今的栖霞山“千佛岩”。

明僧绍逝世之后，转眼又过去了将近200年，到唐代唐高宗李治当政时期，明僧绍的五代孙明崇俨以擅长“方外之术”而受到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重用。明崇俨特意向李治提出要为五祖明僧绍树碑立传，唐高宗应允并亲自撰写了此篇碑文。

明崇俨（646年至679年），本名明敬，字崇俨，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人，唐朝时期大臣，年少之时，学习并精通巫术、相术和医术。乾封初年，参加封禅泰山活动，授黄安县丞，授冀王（李旦）府文学；仪凤二年，迁正谏大夫，入阁供奉；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仪凤4年（679年），遇刺身亡，追赠侍中，谥号为庄。

根据《唐书》中记载，明崇俨自小随父客居，拜小吏为师，学得麻衣相法，于乾封年间（666年）应封岳推举，授为黄安县丞。他使用“方外之术”为刺史之母治病，使本已病危的刺史之母起死回生。唐高宗李治晚年久病缠身，一直在到处求神拜佛，以祈延年，此时听闻明崇俨法术高超，便立召进京；与明崇俨一席畅谈，极为赏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即升明崇俨为翼王府文学，仪凤2年（677年）迁为正谏大夫，并特令入阁供奉，宠信异常。

明崇俨为了标榜自己出身清高，是“术士”世家，向唐高宗提出要为五世祖明僧绍树碑立传，唐高宗亲自为明僧绍撰写碑文，盛加赞誉。

明征君碑，全名“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唐代上元3年（676年）4月立，碑文为唐高宗李治所撰，题为《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铭》，碑文由唐代书法家高正臣书写，王知敬篆额，碑阴面刻有李治亲笔“栖霞”二字，笔势雄健，是集书法、雕刻及地质标本为一体的碑中珍品，也是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唐碑。

碑题之后，还刻有一行“御制”、“朝议郎行左今吾卫长史侍相王书臣高正臣奉敕书”、“朝散大夫守太子洗马知敬篆书”，在末尾处还刻有“上元三年岁在景子四月戊戌朔廿五日壬戌建”的立碑日期（其中“上元三年”即为公元676年）。说明了此碑的碑文作者、碑文书写者以及立碑时间。至于关于立碑的理由，《旧唐书》卷191中曾记载：“崇俨每因谒见，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常深加允纳。润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处士山宾故宅，常特为制碑文，亲书于石，论者荣之。”（此处的山宾，应该为明僧绍）

清代陈毅撰《摄山志》卷八中记载，“唐高正臣行书《明征君碑》，高宗御制，王知敬篆，碑阴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岁所立。《露书》云：《栖霞寺明征君碑》，唐高宗御制，上元三年岁在丙子立。今《纲目》丙子作仪凤元年，本年改元也。《琐事》云‘大中庚子立’，误。大中，宣宗年号也，历十三年，亦无庚子。”

据陈邦贤撰《栖霞新志》中记述：此碑久在榛莽（草丛）中，明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季寺僧兴善法师（栖霞寺住持）欲毁之，幸好有盛仲交尽力相劝方被阻止，不久即得到考古家鉴赏，拓者甚多，寺僧始覆以亭。清代咸丰5年至6年（1855年至1856年），清军与太平军在栖霞山一带作战时，碑亭曾遭毁，之后碑亭几经翻建。

明征君碑的碑文中有一句“凌江迥憩，遂届南京”，说的是明僧绍漫游很多地方，最终来到“南京”，这句碑文可以证明，早在唐代初年，“南京”二字就已经被用来指代金陵了。

一段流传了数千年的历史，一块承载了众多信息的碑石，静静的矗立在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