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在济南的书法艺术瑰宝

发表时间: 2021-03-05 15:27

郇起鸿

张养浩行书《酷暑帖》(19.5x36cm)

刊有元代张养浩行书《酷暑帖》的《截玉轩(陈佩秋)藏—宋元明清法帖墨迹》,2008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同年,《酷暑帖》在“北京匡时国际春拍”以五十九万三千六百元成交。

《酷暑帖》为纸本,纵19.5厘米,横36厘米。帖云:“昨与足下玄谈,顿开茅塞,不胜敬羡。浩刻下行矣,晤期当在仲秋之望也。先此附谢。天暑颇酷,起居自重。不宣。六月六日,张养浩再顿首。”是帖,流传有序,钤有鉴藏印八枚,其中有:明王士祯“王元美印(白)”,明董其昌“董氏玄宰(白)”,今人谢稚柳、陈佩秋“谢稚柳真赏(白)”和“陈佩秋珍藏(朱)”等。

沈培方先生在《<酷暑帖>赏析》云:“随手检阅手头的书法著录,包括《元史·张养浩传》等史籍,也仅记录他的政绩、文才和隐迹等。与其书法未见提及……张养浩生于南宋末元朝初,年龄仅小赵孟頫十四岁,其时,离赵氏书风笼罩的年代尚相距甚远……此书宽博畅达,了无滞凝,气息与南宋末期之书风息息相通,可窥见其广泛取法两宋诸家如蔡襄、范成大、朱熹、宋高宗而融会贯通的时代风貌和个人书风。

因《酷暑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养浩的书法。济南是张养浩的故里,至治元年(1321)他曾辞官蛰居北园云庄八年,留下了许多书法遗迹,今尚存:济南舜井街的《迎祥宮碑篆额》,以及从云庄流转到桓台“王渔洋纪念馆(忠勤祠)”的《苍云石张养浩书刻》和《水月松风石屏楹联》。另外,乾隆《历城县志》收录的《张文忠公祠堂张养浩草书诗刻》拓片,亦有线索可寻。

一、《迎祥宮碑篆额》

元至治三年(1323)《迎祥宮碑》

《迎祥宮碑篆额》拓片(54x32cm)

1985年,济南舜井街改造时,发现未见著录的元至治三年(1323)《迎祥宮碑》,其收录于1992年《历下区志》。是碑,现立于“舜井”之侧,碑文云:“翰林待制□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张起岩譔并书”,“嘉议大夫吏部尚书张养浩篆额”。是年,张养浩五十有三。《迎祥宮碑篆额》为小篆,二行四字,字纵18厘米、横12厘米,笔道约0.6厘米。《迎祥宮碑篆额》章法,字距大于行距,端庄大气。这种小篆章法,始于何时何人?笔者未得其据。有人说,这种小篆章法始于张养浩后四百余年的清人邓石如,不知何据?

宋人蔡襄云:“近世篆书好为奇特,都无古意。唐李监(李阳冰)通于斯(李斯),气力浑厚,可谓篆中之雄者,学者宜如此说,然后可与论篆矣。”元代篆书亦多延是说,小篆多取法李阳冰。笔者认为《迎祥宮碑篆额》,是通过徐鉉临刻的《秦峄山刻石》,直追秦刻石,较直接取法李阳冰一路更方圆廓落、更多古意。清人钱泳云:“观徐鼎臣(徐鉉,字鼎臣)所模《峄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李阳冰,字少温),宋之梦英、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宧光,愈写愈远矣。”钱说善也。潘伯鹰先生将徐鉉临刻的《秦峄山刻石》,与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秦诏版》《秦瓦量》《新嘉量铭》等,统称为“秦帝国时代的书法”。商承祚先生亦推徐鉉临刻的《秦峄山刻石》为学习秦刻石之门径。

张起岩《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篆额》

我曾将《迎祥宮碑篆额》拓片,与张养浩门生张起岩所书《创建尼山书院之记篆额》比对,二者风貌不同,显然张起岩是法自李阳冰。张起岩有书名,《元史·张起岩传》云:“善篆隶”。《迎祥宮碑》篆额,让笔者想到了宋、元书法。宋、元书法以真、行、草书为主流,其篆书成就往往被忽视。篆书的盛衰与小学相依,唐代篆书(李阳冰)和清代篆书中兴,皆因是时小学昌盛。北宋雍熙三年(986)徐鉉等校订的《说文解字》(大徐本)奉敕雕版流布,以及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小徐本)等著作问世。这不仅影响了两宋篆书,并惠及元代篆书,亦为清代篆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明人丰坊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据史料记载,宋、元书家多擅篆书,如元之赵孟頫、张起岩等。张养浩亦然,这是笔者的看法。

2019年11月整理出版的《康熙济南府志·卷十四·建置志四》:迎祥宫,“元至元十年建”。其建宫时间,与现存碑刻不符,且元“至元”年号仅存六年。这是题外话了。

二、《苍云石张养浩书刻》

《苍云石张养浩书刻》拓本局部

苍云石,为太湖石,系张养浩云庄故物,后转归明代兵部尚书王象乾司马园,1990年移至桓台新城“王渔洋纪念馆(忠勤祠)”。是石,正面右下角、一径46×20厘米近椭圆平面间,镌有张养浩元泰定元年(1324)撰书《江城子(又名“江神子”)》一首。是年,张养浩五十有四。

《苍云石张养浩书刻》,在“张养浩书”下,有现已残泐的约3厘米见方二枚篆印,第二枚篆印:左二字似“国”“公”,疑为“滨国公”之印。“滨国公”是张养浩殁后追封。是书刻上石时间,当在天历二年(1329,是年张养浩卒)之后。

《苍云石张养浩书刻》行楷五行,字径1.5厘米左右,共83字(据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二十二·金石志一》等记载)。是书刻,现字迹已大部漫漶,参以拓本,尚可辨识者有54字。十多年前,我得《苍云石张养浩书刻》精拓一纸,虽不能尽得张养浩原书之妙,然规模举止尚在,书如其散曲,泰然自得。

张熙惟、谭景玉编《张养浩研究资料汇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国家图书馆藏“《张养浩诗刻》,元张养浩撰并行书。元泰定元年三月七日。(拓片)一张,46×20cm。”其年款、尺幅与《苍云石张养浩书刻》一致,只是名称不同,疑为《苍云石张养浩书刻》旧拓。

三、《水月松风石屏楹联》

水月松风石屏,王渔洋纪念馆(原忠勤祠)藏

“水月松风石屏”,现藏桓台新城“王渔洋纪念馆(原忠勤祠)”。是石屏,总高2.8米、宽2.3米,画面左右,镶有两块条石,其正面偏上处镌有楹联“风竽鸣地籁,云锦发天机”,无款识。是联,除“锦”有泐损,余皆完好,字径约15厘米。纪念馆“水月松风石屏”介绍文字云:是联,“为元代张养浩书……该石为元代礼部尚书张养浩云庄别墅故物,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将其移置新城司马园,1986年移置忠勤祠”。

《水月松风石屏楹联》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二十二·金石志一》“晋松风水月石”

“水月松风石屏”,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二十二·金石志一》称之为“晋松风水月石”,云:“在城东南司马园内,石高方七尺,上镌晋王右军‘松风水月’四字,并‘风竽鸣地籁,云锦发天机’两联,但无年月可考,因上镌‘松风水月’字,姑以名之。”

楹联“风竽鸣地籁,云锦发天机”为张养浩所书,系从邱少华先生之说。邱先生为王渔洋纪念馆第一任馆长,他在《水月松风石屏》(载1991年6月桓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桓台名胜古迹》)一文云:楹联,“字体为阴文行书,笔法宽舒潇洒。据考证,为元代济南张养浩所书。”邱少华先生之说,当有所据。今将是联,与《酷暑帖》《苍云石张养浩书刻》比对,三者的气息、风神是一致的。

石屏“水月松风”四字,款署“晋王羲之书”。邱先生《水月松风石屏》云:“‘水月松风’四字,与王羲之《圣教序帖》中的字体相符,系集字”。

济南天桥北园柳云社区云锦池遗址“水月松风石屏”

济南天桥区柳云社区(原张公坟村)张养浩墓园大门曾有抱柱楹联“风竽鸣地籁,云锦发天机”,今已不存,其系据《水月松风石屏楹联》摹刻。张养浩墓园迤西云锦池遗址“水月松风石屏”,系据“王渔洋纪念馆(忠勤祠)”所存石屏复制。

四、《张文忠公祠张养浩草书诗刻》

道光《济南金石志》所载张养浩《自寿词》

张文忠公祠先在云庄,后迁址布政司东南原七聘堂。据乾隆三十八年《历城县志》,是时张文忠公祠存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张养浩次子张引所立二碑。二碑勒有张养浩草书诗词五百余字,字径3.3(寸许)至10(三寸)厘米。二碑:

一为《张养浩家训碑》,是碑“高四尺五寸五分,宽二尺九寸五分”。碑阳勒谕立书“张养浩家训”。碑阴勒张养浩“《拟雅》古诗二篇,《晨兴》五言今律一篇”,共三百六十一字,“字三层,每层十五六字,行八九字,字径寸许,草书”,款曰“养浩上”。其后。刻有张引正书跋语:此乃“先文忠公所遗翰墨也。引恐其久或靡没,命工摹勒如上。呜呼!先公遂闲之情,取友之谊,于此庶见其一端矣”。

二为《张养浩自寿词碑》,是碑“高四尺七寸,宽二尺四寸七分”。碑阳勒张养浩《自寿·感皇恩》,共七十七字,“十行,行八九字,字径一寸,草书”,款曰“云庄老人书”。其后,刻有苏天爵《七聘堂记》。碑阴勒虞集《题张养浩诗碑》和《张养浩诗刻》。《张养浩诗刻》七绝二首,共六十一字,“六行,行十一字,字径三寸,草书”,款曰“云庄老人书”。

乾隆《历城县志》所记张文忠公祠,今已不存,勒有张养浩草书的二通石碑去向不明。“台湾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存张文忠公祠张养浩草书的全部拓片,张熙惟、谭景玉编《张养浩研究资料汇编》记:1、“《元拟雅及晨兴诗》”。2、“《元张养浩自寿诗词)》,张养浩撰并草书;虞集跋……附注:诗六行,行十一字;跋二十三行,行十字……数量:1幅;144.5x74.5公分,裱于147x75公分”。3、“《元七聘堂记》,张养浩诗;苏天爵记;元江右谕立书;张引立石……诗十行,行九字(乾隆县志为“八九字”)不等;记二十二行,行二十八(乾隆县志为“二十九”)字,自寿诗草书,记正书……数量1幅;144.5x75公分,裱于153x77公分”。

《张养浩研究资料汇编》所记,与乾隆三十八年《历城县志》有所不同:“1、《元拟雅记晨兴诗》”即《张养浩家训碑》碑阴所勒。“2、《元张养浩自寿诗(词)》”,应为《张养浩自寿词碑》碑阴所勒“虞集《题张养浩诗碑》和《张养浩诗刻》七绝二首。“3、《元七聘堂记》”,应为《张养浩自寿词碑》碑阳所勒的“张养浩《自寿词》”和“苏天爵《七聘堂记》”;其所言“谕立书”,是“张养浩家训”,为《张养浩家训碑》碑阳所勒;其所言“张引立石”,则是《张养浩家训碑》碑阴《拟雅》《晨兴》之后张引跋;拓片“144.5x75公分”的尺幅,显然不包括“谕立书”和张引跋。

将现存张养浩书法遗迹收集整理出版,应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至于如何评价对张养浩的书法?清人龚炜《巢林笔》云:“为人作传状志铭,须如绘像肖其人方好,即加修饰,亦须存四五分真面目。”书法评价亦然。或许张养浩的书名被政绩、文才所掩,或许……近人评书,动辄冠以“超越古人”“开宗立派”,然其书名与书迹皆传之不广,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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